國外戰“非瘟”啟示錄：最成功的巴西，花了7年才根除

發布日期：2019-11-14 10:03:54 來源：互聯網

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官網統計，截至2019年10月底，國際上共有27個國家發生或已經發生非洲豬瘟疫情，新發生疫情13826起，與2018全年相比，通報國家數增加了9個，疫情暴發次數增加近兩倍，撲殺病例數增加8倍以上。

進入2019年以來，非洲豬瘟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疫情覆蓋地域分布擴大，疫情從非洲、歐洲擴散至亞洲；在東歐疫情持續加重的同時，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幾乎全部淪陷。其中，匈牙利發生疫情1374起，羅馬尼亞3125起，越南6083起。越南、韓國、老撾、菲律賓、斯洛伐克等國的疫情大多是首次發生。

日前，布瑞克農業大數據畜牧研究組研究團隊發布的非洲豬瘟專題《全球非洲豬瘟疫情和防控策略》稱，各國是否向OIE通報并不是強制性的，取決于當局意愿，或存在有國家未報告或未及時報告非洲豬瘟疫情暴發的情況，因此上述數據可能是被大大低估的。報告稱，在非洲豬瘟肆虐全球的過程中，固然很多國家的養殖業損失慘重甚至一蹶不振，但也有不少國家扛過了疫情侵襲，恢復了正常生產。

　　非洲豬瘟防控的國際經驗

法國作為歐盟的養豬大國，曾在1964年、1967年、1977年三次爆發非洲豬瘟，均成功撲滅疫情。在近年來新一輪非洲豬瘟爆發過程中，法國至今尚未有疫情發生。

法國的成功不在于某一種先進的技術或者產品，而在于整個生豬產業和防控體系的成熟，為生豬養殖創造了完善的生物安全環境和有效的疫病防控體系。

法國生豬養殖量約2300萬頭，居歐盟第三位，但分布非常集中，主要分布在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區，10%的土地養殖了法國近70%的生豬。作為生豬產業的頂端，種豬環節在法國也是高度集中，全法國育種公司只有4家。

在養殖環節，主要存在兩種經營模式：一是由核心企業牽頭，布局掌控由育種、擴繁、飼養、飼料、屠宰、食品等全產業鏈；另一種則由眾多農場主作為聯合經營主體，以合同的方式進行產業鏈內各環節的合作。養殖主體多為家庭式專業農場，生產規模多集中在150-1000頭母豬，其中近70%為自繁自養模式。由于豬場的自動化程度較高，人均管理母豬數量超過100頭。在加工和消費環節，法國豬肉產品基本以冷鮮肉和冷凍肉的形式存在，在消費層面，加工品消費約占80%，直接食用消費僅占20%。

由此可見，產業高度集約化的布局和自動化生產能夠最大限度減少生豬與外界的接觸，特別有利于各種預防疫病措施的實施。法國豬肉消費以加工品消費為主，長途調運活豬的情況較少發生，避免了高密度的豬群移動，也從根源上減少了病毒侵染的風險。

巴西于1978年4月30日發生首例非洲豬瘟疫情，巴西的防控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即緊急措施應對階段（1978-1980年）和非洲豬瘟根除階段（1980-1987年）。

第一階段，在首發病例的實驗室確診后的15天，巴西政府即通過總統令啟動非洲豬瘟緊急狀態，對應非洲豬瘟的防控提出了嚴格要求，包括禁止感染區和風險區內的豬只調運、感染區內的豬只撲殺以及對污染物品徹底清洗和消毒等，共撲殺約70萬頭生豬。在此階段，巴西政府在疫情方面的財政投入達1300萬美元。

第二階段，通過非洲豬瘟緊急措施實現了對疫情的有效防控后，巴西政府于1980年11月25日，進一步提出了非洲豬瘟根除計劃。根據國內養殖分布特點，動物及動物產品流動方向，豬肉出口企業密集程度和散播該病的風險程度，又分地域，分區域進行先后根除。

由于該根除計劃設計科學且執行堅決，巴西境內爆發的所有疫情都被撲滅。1984年12月5日，巴西重新獲得OIE無疫認證。

巴西能夠快速防控和非洲豬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政府反映迅速且積極引導。二是充裕的財政投入。非洲豬瘟發生以來政府累計支出超過2300萬美元。充足的財政支持使得巴西專業的技術人員得到非洲豬瘟疫情防控的有效培訓；同時對養殖戶被屠宰的生豬給予補償也使得農場主愿意主動上報疫情。三是充分的疫情宣傳和順暢的信息交流。

非洲豬瘟防控必須做好持久戰的準備

報告認為，非洲豬瘟防控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必須做好持久戰的準備。

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巴西的防控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也花了7年時間才徹底根除。中國生豬養殖密度是各主產國中最高的，行業集中度卻是最低的；生豬和豬肉流動是規模最大且最頻繁的，養殖技術和管理又遠低于國際先進水平。因此，任何認為疫情能夠很快得到控制或根除的觀點都是不現實的。即使疫苗研發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取得突破，也不意味著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報告稱，中國生豬產業將在非洲豬瘟病毒的威脅下度過下一個10年，所有管理者和經營者都必須以此為基礎進行決策。

此外，行業的自組織力量是進行有效防控的根本保證。

法國生豬行業由一體化企業和生產合作社兩種形式組成，基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散戶，養殖主體相互聯系，并與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保持密切合作，便于全國性的防控措施迅速貫徹到位。

相比之下，中國還存在數以百萬計的獨立養殖散戶，至少占據了生豬存欄量的半壁江山，這使得任何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難以快速順利貫徹到位。以防控非洲豬瘟為契機，改進中國生豬行業的結構體系，有效發揮地方協會和養殖合作社的組織作用，增強規模企業和簽約農戶的聯系，是當務之急，其意義不僅在于抵御某一種疫病。

第三，疫情信息公開化至關重要。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及時公布疫情才能將損失降到最低，也更便于后續的防治。在巴西主要疫情區圣卡塔琳娜州，75%疫點在發病后10天上報疫情，82%疫點在14天內上報，及時的通報疫情有效防控了非洲豬瘟疾病的進一步擴散。在這方面，中國有深刻教訓。

第四，政府的財政支持必不可少。各國政府都在防控過程中投入了巨額資金，用于設施建設、技術培訓，以及對養殖戶進行補貼等。中國由于養殖規模大，養殖戶數量過多，全面實施扶持補貼并不現實，只能針對規模以上的企業進行扶助。但另一方面又將促進產業整合和規模化進程的加速，整體上有利于增強對非洲豬瘟病毒的防控能力和生產恢復。參考俄羅斯的經驗，在非洲豬瘟并未得到完全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憑借抓大放小的策略，仍然實現了連續10年豬肉產量增加。